1950年1月3日，下午。漳浦的沙滩上落下一架国民党教练机，螺旋桨还在转。
一个穿飞行服的年轻人从座舱里爬出来，满头冷汗，手上什么家伙都没有。
李纯。刚从台湾飞过来的。
那年头从台湾往大陆飞，说白了就是把命押在桌上。岛上正满世界抓“共谍”，隔几天就有枪毙的消息传出来，今天还能跟你一块吃饭的人，明天就没了。不是被逼到死角，谁走这步。
有意思的是，让他被人记住的，反倒不是这次飞行。
落地之后的事才叫绝。
广州军区送来一个旅行包。打开一看，全是钱。国家给起义人员的奖励，按1950年的物价折算，够一个普通工人干几辈子——搁今天，千万级的财务自由。
他看了一眼。
捐了。
旁人替他肉疼。他自个儿觉得这样才舒坦：拿了这笔钱，性质就变了，等于承认自己是被买过来的；捐掉，才能证明自己是回来的。
这本账，他心里一直门儿清。1948年杭州航校，一位姓黄的同学秘密发展他入党。当天晚上学校突然下令不许外出，第三天一早，所有人被送去台湾。从那天起，他就认定自己不是“投诚人员”，是“归队党员”。
党员拿组织的奖金，算怎么回事。
网上聊这事，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感动，是换算——这人图啥？别人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飞过来，图的是好日子和待遇，他图的是一个“同志”的称呼。
而且这个称呼，他等了二十八年。
说回那场飞行，惊险程度超出想象。当天是新年第一个飞行日，低空全是云，能见度极差，飞行计划一度暂停。下午三点云层散开才恢复正常。李纯想跑，两个条件缺一不可：单飞，满油。
问题来了。四名学员共用一架飞机，只有第一和第三顺位能加满油。他排第二。
差点没戏。
等轮到他，尾轮又出了故障。区队长建议换教练机。那玩意儿是专供教官巡逻、防人叛逃的武装飞机，阴差阳错成了他的座驾。上机前他假意说想多练练，请朋友把油加满，还搭进去一块手表。
飞出去之后本该贴着海面躲雷达，他没有海上飞行经验，不知不觉越飞越高。地面发现不对，三架战机追上来了。
快到跟前的时候，他越过了台海中线。追机怕惹麻烦，掉头回台湾了。后来不少人津津乐道这个细节：救他的不是技术，是那三架飞机不敢越线的那点政治谨慎。
三千英尺高空。头顶高层云极亮，脚下云团连绵，偶尔从云洞里露出海水和浪花。下层云散开，澎湖列岛像一把珍珠浮在海面上。他一路往大陆飞，青山、沙滩、村落依次冒出来，激动得高声唱起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油箱快见底。他怕降错地方，绕着一处村落低飞两圈，落在沙滩上。
渔民围过来。他用闽南话打听，这里正是漳浦。有人怀疑他是特务，一个会说普通话的男子提醒他此地已被解放军接管，最好赶紧走，还有渔民差点抡起锄头。等听说是起义人员，人群安静下来。一个挎枪的青年带人赶到，听完他的经历，握住他的手，叫了一声：
“同志。”
这一声，他日盼夜盼。
可接下来的事，比飞行还堵心。广州军区想核实他的党员身份，去找介绍人黄同学。此人一直用化名，从台湾撤离后下落不明。组织只能先按非党员身份对待。
一个把党员身份看得比巨款还重的人，被一纸材料卡住了。
有人替他不值，说忠诚不该靠证明来兑现。也有人反驳：那个年代敌我难辨，程序本身就是血的教训换来的。
他自己没闹。
3月底被派往北京，进空军训练部飞行科当参谋。1951年到河北第四航空学校任教员，1978年又进空军指挥学院研究部做学术研究。日子照过，飞行照教。
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他才打听到黄同学已经离休。两人重新联系上，黄同学第一时间向组织提交材料，证实他1948年就已经宣誓入党。
二十多年的组织问题，这才落了地。
2018年12月，李纯在北京去世。
回头看，他走的每一步都在刀刃上。台湾的追机可能把他打下来，大陆的人可能把他当特务抓起来。他偏偏选了最险的那条路，还扔掉了最容易拿的那笔钱。
那包钱搁他手里，烫。